摘要：本文以破产污名化现象为分析对象，结合文化传统分析与法律话语研究，论证破产污名并非个体偏见的产物，而是“欠债还钱”的道德信条与破产程序“忏悔式审查”话语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文章认为，污名化的实质是将“市场风险的法律后果”转化为“债务人道德失败的符号”，其代价包括程序时机延误、创业活力抑制与社会成本转嫁。中国《企业破产法》修订草案二审稿中连带个人债务人制度、信用修复机制与豁免财产制度的安排，正在试图通过制度设计完成从“道德事件”向“法律事件”的话语回归，但去污名化的完成仍需制度先行与观念变迁的长期互动。
一、问题的提出
实务中反复出现一个现象：企业已经陷入困境，被多个法院执行，实际已经停摆，但企业主往往以“破产太丢人”为由拒绝启动破产程序。一个法律上完全合法的制度，在操作中却被当作一种耻辱。
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。有研究指出，破产耻辱文化在各国根深蒂固，从纵向的历史追溯到横向的世界谱系，均呈现出普遍性特征。现代德国、法国立法均已抛弃了历史上带有惩罚色彩的“破产”称呼，但语言符号的持续存在，意味着破产污名已经从法律制度的“硬约束”转化为社会文化的“软约束”。这意味着，污名化的根源不在某个国家的特殊文化，而在债务观念与破产制度话语结构的深层交互作用。
二、文化传统中的债务观念：从“欠债还钱”到“道德信条”
（一）农耕文明与“重义轻利”的价值取向
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破产制度生长的土壤。中国文明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，自给自足的封建生产方式形成了封闭、静止的经济形态。小农经济的生产目的不是交换，而是满足个人消费，封闭的交往关系决定了竞争关系的匮乏。在此经济基础上，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，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的价值观将“利”置于道德等级的低位，债权人强迫债务人还债或据此请求债务人破产，将被视为“见利忘义”，在封建社会的道德秩序中难以获得正当性。
（二）“欠债还钱”作为道德信条而非单纯规则
在熟人社会和宗法制度中，“欠债还钱”不仅是一项交易规则，更是一套道德信条。信用以家族和邻里的道德约束为保障，借贷多在亲友之间进行，“父债子还”的偿债伦理将债务责任从个体延伸至家庭乃至后代。在这种文化传统下，债务违约被等同于道德背叛，债务人不仅个人抬不起头，整个家庭都会被指指点点。
有研究将这种文化张力概括为：个人破产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妥协理念比较契合，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恕、拯救、扶弱济贫、隐恶扬善、父债子还等观念及消费观、面子观、尊卑观存在疏离。这一判断揭示了一个关键洞察：污名化的文化基础不是对“失败”本身的否定，而是将“债务未清偿”本身视为道德缺陷的制度化认知。
三、破产程序的话语结构：从“审查”到“忏悔”
（一）破产程序的“审查”属性及其道德滑移
破产程序在形式上是一套法律流程，但其话语结构天然带有“审查”属性。债务人被要求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回答管理人和债权人的询问、列席债权人会议如实回答质询。这些制度安排具有信息收集和债权人保护的正当功能，但其附带效果是将债务人的财务状况和失败经历置于公共审视之下。
问题在于，“审查”本身容易滑向“道德评判”。当审查的问题从“债务是如何形成的”滑向“你为什么失败”时，程序的功能就从“风险分配”变成了“责任追究”。有律师在实务中观察到的“忏悔式审查”现象——债务人被要求解释自己“怎么失败的”，审查者在评估债务人“有多悔恨、有多抱歉”——正是这种话语滑移的直观体现。
（二）破产法自身对污名的历史性使用
破产污名的历史根源在于法律对羞辱的系统性工具化。对破产污名史的研究表明，从罗马法到1985年法国破产法改革，法律一直在系统性地利用“羞辱”作为规制工具。不能履行债务的商人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，需要通过可见的排斥和耻辱来加以“中和”。这种污名化最初由法律直接施加，后来逐渐脱离法律轨道——即使法律明确承认破产人的“无辜”，社会仍继续将其视为“贱民”（paria） 。
这一历史规律揭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：制度可以“制度化无辜”，但社会观念的变迁远为缓慢。当破产法本身曾长期以羞辱和惩罚为规制工具时，它所塑造的“破产=道德失败”的认知已经沉淀为文化基因，不会因法律条文的修改而自动消失。
四、污名化的后果：从“该破的不破”到“创业抑制”
（一）程序时机延误与资产价值毁损
污名化的最直接后果是程序时机的系统性延误。当破产被感知为“承认失败”时，债务人面临“身份威胁”（identity threat）——进入破产程序被解读为“在管理角色中失败，导致了破产，且无法在困境期妥善管理公司”。面对这种威胁，管理者的理性反应是身份保护策略：贬低威胁来源、隐瞒或淡化身份、创造积极独特性。
澳大利亚的制度安排提供了一个反面例证：进入自愿管理将导致“现任管理层被免职和管理人被任命，这实际上将管理者定义为失败者”，其后果是“增加了面临财务困境的管理者参与贬低或隐瞒行为的激励”。当破产制度将“进入程序”等同于“承认失败”时，债务人的理性选择是拖延、隐瞒或逃避——即使这些行为最终导致更糟的结果。
（二）创业抑制与社会成本转嫁
污名化的宏观后果更为深远。有研究指出，破产耻辱文化从心理学视角剖析，其核心成因是“恐惧、成见与社会控制”。当社会将破产视为道德污点时，理性的风险承担者将选择不创业。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出台政策“塑造宽容失败的创业环境”，正是对这一抑制效应的制度性回应。
社会成本转嫁是另一重要后果。债务人被永久排斥在经济活动之外，其家庭、社区乃至整个社会承担代价。一个本可以重新工作、重新纳税的人被债务枷锁困住，社会失去的不仅是一个生产力单元，还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社会稳定风险源。
五、去污名化的路径：制度先行与观念随后
（一）比较法上的去污名化实验
多个法域已经进行了有意识的去污名化立法实验。法国、德国、丹麦和荷兰将破产程序重新命名为“债务清算”（debt settlement），以避免传统上与破产申请相关联的污名。苏格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“破产人”（bankrupt）重新标签为“债务人”（debtor）后，破产污名出现下降。美国1978年破产改革法将所有“破产人”的表述替换为“债务人”，国会明确表示这一术语变更的目的是“减少与破产一词相关的污名”。
这些实验的共同逻辑是：法律术语的“去道德化”可以逐步影响社会认知。 当法律不再将债务人称为“破产人”而称为“债务人”时，它传递的信号是：这个人面临的是财务状况问题，而非道德品质问题。
（二）中国修订草案的制度回应
《企业破产法》修订草案二审稿中，多项制度设计直接指向去除污名化。
连带个人债务人制度的引入，将企业破产与自然人股东的个人债务清理相衔接。二审稿第十八条规定，自受理裁定送达之日起，连带个人债务人应当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申报家庭财产信息，未经许可不得出境，不得有非生活或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。这些限制性规定在形式上是“约束”，但其制度功能恰恰是将个人债务清理从“道德事件”转化为“法律事件”——通过明确的规则和程序，而非模糊的道德评判，来界定债务人的权利、义务与免责边界。
信用修复机制的确立是另一关键制度安排。二审稿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，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和执行完毕后，债务人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信用修复。这一机制的制度逻辑是：如果破产程序的功能是使“诚实但不幸”的债务人获得经济重生，那么信用记录的恢复必须与免责机制同步。单纯的债务免除而不伴随信用修复，债务人仍然被排斥在正常经济活动之外，“重生”只是名义上的。
豁免财产制度（第五十三条）保障连带个人债务人及其抚养人、赡养人、扶养人维持基本生活、工作所必需的物品和相关费用。这一制度的核心功能是划定“债务人可以保留什么”的底线——它向债务人传递的信号是：破产程序不是剥夺一切，而是保留基本生存和发展条件，使债务人有可能重新开始。
六、结论
破产污名化的本质，是将市场风险的法律后果错误地等同于债务人的道德失败。
去污名化是通过制度设计将破产从“道德事件”回归为“法律事件”，它是市场经济的正常代谢机制，是一个社会对风险承担者的制度性回应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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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7] 全国人大常委会，《企业破产法（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）》，2026年8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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